鉴别古书画，除了书画本件，还要找一些有关的材料作辅证，这就是：
一、碑帖刻拓本、照相影印本，可以补充原件比较材料的不足。
二、古书画著录等文献，对考订有关问题很用处。
前者是代替品，后者则是提高我们识别力的重要资料。
一、碑志刻拓本碑，原来是记事、记功等等的刻石，后世用墨拓下，并装潢起来变为书法艺术欣赏品，也可以作为文献史料，于是拓本也就成为鉴定墨迹的辅助资料了。至地拓本本身，另有真伪（翻刻本）或古拓，近拓的区别，须要分别鉴定。
战国、秦、汉就有篆书或隶书的石刻，有的一直传存到今天，可是那些时代的墨迹却极少流传下来。西晋、南北朝之间虽有少数的墨迹（包括唐摹本）传世，但大多是草书、行书。与碑志上刻的篆、隶和界于隶、正之间的所谓南北朝碑志体无法总有所变异，但字形结体还能保持一定的原样。
以上谈了些碑帖在鉴定书法墨迹中的辅证作用，但也应考虚到它的不可全信的另一面，有时甚至有全不可信的。碑的问题较少，且略而不谈。帖的问题就多了，曾经发现过许多矛盾的情况，这里分述如下。
1、书法墨迹，笔中有墨，有血有肉，必然精神调畅，肌体柔和。而上石（或木）后，易变为光硬枯干，甚至羼人刻画刀痕，就风姿全异了，所以，墨迹和刻本到底不能等量齐观。而我们有时鉴别真伪是非，是决不能单靠结体和一些有一定距离的笔法所能解决的。
2、还有刻帖者即使是行家好手，有时也会有意擅改原样。所见如唐摹所谓神龙本《兰亭序》，其中一个个暮字（见下图）在墨迹中曰末一横和下面的一长横是并在一起比对。古代字体往往因在不同地方应用而有所变化，如秦书八体，其中刻符、摹印、殳书等就是专用在符、印章和兵器上的。那些字体，我们如今都是无法见到墨迹的，宋、元墨迹存世较多，可以不用碑志来比较，但也不是约对没有用处，因为也可能碰到一些人的墨迹是孤本，而正好碑志上有他的书字，那时此石刻文字就起了旁证的作用了。
二、帖帖是专为欣赏汉书而刻石（或木）的，也有书以人传的墨迹，为了留念而刻它。那些东西在用作参考资料时，需先行鉴定其真伪是非，其中有书法本身的真伪和帖的初刻、初拓、翻刻、后拓的区别，这比碑志复杂，但它的用处也比碑志要多些。魏、晋、南朝人书，墨迹（包括古摹本）还有少数存世，但究属有限。要作较广泛的比对，只有向宋代刻拓的《淳化阁帖》、《大观帖》、《绛帖》、《澄清堂》等法帖中去找材料。虽然其中也有不少原迹是伪本，但也还有不少是可信的；尤其是所收的唐人行、草书，其中真本较多。我们曾以宋拓较善本（南宋翻刻）《淳》帖中的唐张旭《疾痛》二帖，来反证董其昌鉴定的四帖变为张旭书之误。明、清以来的摹古集帖多到不可胜举，其中材料更为丰富，其辅证的作用也是很大的。
还有一些石刻图书，也可据以证明一些古建筑物、人物的衣冠制度、器皿形式等等的时代特征，以作鉴考古绘画的依凭。法帖的善本，尽管已经勾刻墨拓，其笔法锋芒的，当《三希堂》刻帖时，勾刻者自作主张把它分开了（见下图）。我们如果不深入了解它们的原委，甚至可以怀疑那件墨迹不是刻帖时的原本。至于改动行款，更为常见（因集帖为求其每帖尺寸高矮一律）。还有鉴藏印记的挪移位置及增减变换，也是常有之事。凡是碰到以上种种情况时，我们必须多加考虑，以免被刻本引入岐途，反以为真迹是伪本。
三、照相影印本
近数十年以来，照相影印对书画留真（包括碑帖拓本）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如木、石所摹不好的绘画，如果缺乏真迹对比时，找影印本代替一下，确是不无小补的。尤其是曾经见过原迹，尔后再用影本来帮助回忆，更为有用。影印本和原迹总有一定距离。如笔法的过分复杂处和细枝末节处，究竟难以完全表达，墨色和彩色以及纸、绢包浆气色、老化程度等等，有时因摄、印时感光强弱之不同等原因，使浓者变谈而谈者反而较沈些。因此在与真迹对比时，我们需要量掌握好两方面一定距离的尺度，才能获得较恰当的辅证作用。
